1. 为什么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像在"刀锋"上行走，极不稳定？
因为它要求三个增长率——实际增长率(G)、有保证的增长率(Gw)和自然增长率(Gn)——恰好相等，但这三者由互不相干的因素（如储蓄习惯、企业家预期、人口增长）决定，几乎不可能相等。任何微小偏离都会导致经济走向持续的萧条或繁荣，无法自我修正，因此是不稳定的"刀锋式"增长。
2. 索洛模型是如何通过引入两个核心假设来摆脱"刀锋难题"的？
1. 资本和劳动可替代：与哈罗德-多马模型固定的资本-产出比不同，索洛模型认为生产要素可以相互替代。如果资本增长过快，资本会变得相对便宜，企业会选择更资本密集的技术，反之亦然，这种自动调节机制使经济增长趋于稳定。
2. 边际报酬递减：不断增加资本投入，其带来的产出增量会逐渐减少。这防止了资本的无限累积和爆炸性增长，确保经济最终会收敛于一个稳定的"稳态"水平。
3. 根据索洛模型，一个国家能否仅靠提高储蓄率实现永久性的经济增长？
不能。提高储蓄率可以提高稳态的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水平"，并在向新稳态过渡的时期内暂时提高经济增长率。但由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一旦达到新的稳态，人均产出的增长就会停止。因此，提高储蓄率只能带来"水平效应"，无法带来永久性的"增长效应"。在索洛模型中，长期的、持续的人均产出增长只能来源于外生的技术进步。
4. 什么是"黄金律水平"的储蓄率？它对政策有何启示？
黄金律水平是指在稳态下能够使人均消费达到最大化的储蓄率。它对应的稳态特征是：资本的边际产出（MPK）正好等于资本的折旧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MPK = δ + n）。
启示：它告诉决策者，储蓄并非越多越好。储蓄率过低，资本不足，消费水平低；储蓄率过高，虽然产出很高，但大部分产出都用于维持庞大的资本存量，留给消费的反而更少。政策制定者需要在鼓励储蓄投资和促进当前消费之间找到一个最优平衡点。
5. 索洛模型预测的"趋同"假说在现实中成立吗？
该假说预测，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穷国因为初始人均资本低，资本的边际报酬高，所以增长速度会快于富国，最终会"趋同"于相似的收入水平。现实中，这种"绝对趋同"并不显著。我们看到的是"条件趋同"：在储蓄率、人口增长、制度文化等基本面相似的国家集团内部（如OECD国家），存在明显的趋同现象。但许多穷国因为在这些基本面上与富国差异巨大，并未能有效追赶，甚至出现差距拉大。
6. "索洛剩余"是什么？为什么它被称为"我们对经济增长无知的衡量"？
"索洛剩余"或"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指经济增长中无法由可测量的要素投入（如资本和劳动）的增长来解释的残余部分。它通常被归结为"技术进步"。
之所以被称为"对无知的衡量"，是因为这个"残余"是个黑箱，它不仅包含纯粹的技术创新，还可能吸收了所有未被测量的增长驱动因素，如管理效率的改善、知识溢出、制度变迁乃至数据测量误差。它代表了我们现有模型解释力的边界。
7. 内生增长理论与索洛模型最根本的分歧在哪里？
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对"技术进步"来源的解释。
索洛模型将技术进步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如同天赐之物，模型本身不解释其来源。
内生增长理论则试图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认为它是由经济系统内部有利润动机的投资行为（如R&D）、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溢出等活动所决定的。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可以克服传统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从而实现持续的长期增长。
8. 人力资本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人力资本（通过教育、健康、培训等获得的知识和技能）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驱动力。它扮演双重角色：
1. 它本身是一种生产要素，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2. 更重要的是，它是产生创新的源泉。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是进行R&D活动、创造新技术和吸收新思想的基础。与物质资本不同，知识和思想具有正外部性（溢出效应），其积累和应用可以产生递增的报酬，从而打破索洛模型的增长极限，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对教育的投资被视为促进长期增长的关键政策。
9. 基于两种理论，你会给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提出怎样不同的政策建议？
基于索洛模型：建议会侧重于提高"收入水平"。核心政策是：1. 提高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如通过税收优惠、发展金融市场）。2. 控制人口过快增长。3. 努力引进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建议会更进一步，侧重于提高"长期增长率"。核心政策是：1. 大力投资教育和公共卫生，全面提升人力资本水平。2. 制定产业政策，鼓励和补贴企业进行R&D。3. 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激励创新。4. 实行开放政策，不仅是引进资本，更是为了促进知识和思想的交流与碰撞。
10. 综合本章理论，如何解释当今世界各国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
综合来看，巨大的贫富差距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索洛模型告诉我们，资本积累和储蓄率的差异是基础，但这只能解释部分差距。内生增长理论则提供了更深层次的解释：关键在于各国创造、传播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差异。这种能力的差异又根植于更基础的层面，包括：人力资本存量（教育和健康水平）、制度质量（产权保护、法治水平、政府效率）以及创新体系（R&D投入、开放程度）。因此，贫富差距的根源更多在于"软件"（知识、制度）而非简单的"硬件"（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