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西方经济学理论诞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用性边界在哪里？
适用性在于市场经济的"共性"：如供求法则、边际分析、机会成本等基本原理，以及总供给-总需求等宏观分析框架。它们为理解资源配置和宏观波动提供了通用语言。
边界在于中国的"特性"：①强大的、目标多元的政府作用；②公有制为主体的产权结构；③处于转型期的不完全市场机制；④独特的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因此，理论模型的前提假设（如完全理性人、私有产权、政府中性）必须被审慎检验和修正，不能生搬硬套。
2. 在分析中国经济时，如何量化和模型化"政府"这一特殊且强大的内生变量？
这是一个前沿和困难的课题。传统模型常将政府支出(G)和税收(T)视为外生变量。但在中国，政府行为深刻影响预期、投资、资源配置乃至技术进步，具有内生性。模型化的尝试包括：
1. 将政府的产业政策、五年规划等作为影响技术进步(A)或资本配置效率的参数。
2. 将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模型化，分析其对投资和土地财政的影响。
3. 在博弈论框架下分析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互动。量化上，可以通过政策虚拟变量、政府支出结构数据等进行计量分析，但精确刻画其复杂动机和行为仍是巨大挑战。
3. 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在中国为何似乎特别有效（如2008年），这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有何关系？
原因：1. 强大的执行能力：中央政府拥有强大的动员和资源调配能力，能够迅速将政策意图（如"四万亿"投资）转化为具体项目，减少了西方民主国家常见的决策和执行时滞。2. 政府信用背书：政府主导的投资能有效带动国有企业和银行的参与，迅速形成总需求。3. 高储蓄率：居民高储蓄为政府和企业的大规模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4. 发展阶段：当时中国仍有大量值得投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升级空间，投资的边际回报率相对较高。这些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密切相关。
4.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里根、撒切尔时代的"供给学派"经济学有何本质区别与联系？
联系：都强调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供给侧，目标都是通过改善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配置来提升经济效率和长期增长潜力。
本质区别：1. 政策手段：西方供给学派核心是"减税、放松管制、削减福利"，主要依赖市场力量。中国供给侧改革则是"三去一降一补"，政府在"去产能"等方面发挥着主导和强制性作用，是政府与市场的结合。2. 目标导向：西方供给学派更侧重于激发私人部门活力。中国供给侧改革既有提高效率的市场化目标，也有解决国有企业困境、防范金融风险、实现产业升级等更复杂的战略目标。
5. 用菲利普斯曲线来解释中国的通货膨胀与就业关系时，会遇到哪些困难？为什么？
困难：在中国，通胀与就业的短期替代关系（菲利普斯曲线）往往不稳定或不显著。原因：1. 劳动力市场特殊性：存在大量非市场化的就业（如国企、事业单位），以及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使得官方失业率对经济冷热的敏感度不高。2. 通胀成因复杂：中国的通胀不仅受需求周期影响，还受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输入性成本、价格管制等因素的强烈扰动。3. 数据质量：失业率等关键指标的统计口径和准确性可能影响实证检验的效果。
6. 在开放经济的"不可能三角"理论框架下，中国是如何在维持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管理汇率稳定和逐步推动资本账户开放之间进行权衡和取舍的？
中国长期以来采取了"中间道路"策略，即"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 +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 不完全的资本管制"的组合。这意味着在"不可能三角"中，中国没有选择任何一个顶点，而是牺牲了一定程度的资本自由流动，以换取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之间的平衡。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改革，资本账户在逐步、审慎地开放，汇率弹性也在增加，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动态地调整其在"不可能三角"中的政策组合位置。
7. 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在多大程度上能解释中国家庭的消费、储蓄行为和企业家的投资决策？
解释力有限，需要修正。
家庭行为："理性人"追求效用最大化，但中国家庭的超高储蓄率，除了生命周期和预防性动机外，还深受儒家文化、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子女教育和购房压力等"中国特色"因素影响，这些都超出了标准模型的范畴。
企业家行为：企业投资不仅基于利润最大化，还受到政府产业政策引导、获取银行贷款的难易度（所有制歧视）、对政策环境不确定性的预期等因素的深刻影响，表现出"政策寻租"或"所有制依赖"等复杂行为。
8. 如何运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综合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和"国内去杠杆"政策对中国短期经济的叠加影响？
这是一个典型的多重冲击分析。
1. 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加征关税，导致中国净出口(NX)下降，这会使总需求(AD)曲线向左移动，对产出和物价产生下行压力。
2. 国内去杠杆：紧缩的信贷和金融监管政策，会抑制企业投资(I)和地方政府融资，同样导致总需求(AD)曲线向左移动。
叠加影响：两个冲击同时作用，会使AD曲线大幅左移，导致经济面临显著的短期下行压力，产出缺口扩大，失业问题可能加剧。政策制定者需要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做出艰难的权衡。
9. 在解释中国40年高速增长时，制度变迁（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改革）和要素投入（资本、劳动）哪个扮演了更根本的角色？
两者都至关重要，但作用于不同层面。制度变迁是更根本的驱动力，是"因"；要素投入是增长的直接来源，是"果"。没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等一系列正确的制度变迁，就不可能极大地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也不可能有效地动员和配置巨量的资本和劳动力。制度变迁为要素投入创造了空间和激励，使得资本和劳动力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效率投入到生产中。因此，制度变迁是开启中国增长奇迹的"总开关"。
10. 学习和运用西方经济学，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融入现有国际经济秩序，还是为了构建一套能更好地解释中国道路并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两者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循序渐进的两个阶段。当前阶段，主要目的是"借鉴与融入"：学习西方经济学是理解和参与全球经济对话的基础，帮助我们按国际通用规则办事，更好地融入现有秩序。长远目标，则是"创新与构建"：在深入理解中国独特实践的基础上，对现有理论进行批判、修正和发展，提炼出能深刻解释中国成功经验、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借鉴意义的新理论、新范式，最终形成具有主体性和普遍意义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